春节，是我国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共同的佳节。中国民间过春节的习惯，大抵是从原始社会时期的“腊祭”演变而来的。我国古代先民经过一年辛勤劳动，在岁尾年初之际，便用他们的农猎收获物来祭祀众神和祖先，以感谢大自然的赐予。这就是“腊祭”。“腊祭”期间，人们不干活，聚饮联欢，歌舞戏耍。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些饶有趣味的传说。一种传说是：历史上黄帝曾跟蚩尤大战，黄帝在农历正月初一那一天战胜了蚩尤，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节日，以纪念黄帝的战绩。另一种传说是：我国古代有一种叫做“年”的奇怪的野兽，其生性异常凶残，每年冬春之交，常常出来伤害人畜和毁坏田园，闹得人心惶惶，人人惧怕。当时，有些比较聪明勇敢的人，想出了一个巧妙之计：在院子架起木柴堆，大门外摆着桌子，桌上放上猪头、牛头、羊头、狗头和雄黄酒等等。那个叫“年”的怪兽看见猪头、羊头等之后，立即赶来，张开血盆大口，想饱餐一顿。人们看见怪兽来了，马上点燃柴堆，敲起锣鼓，大放鞭炮，顿时火光冲天，锣鼓、鞭炮响声不绝，把怪兽吓得落荒而逃。于是，人们互相祝贺平安，后来人们就把正月初一定为吉祥的日子。还有一种传说是：过年的“年”字，就是年景好、五谷丰登的意思。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农历收成好叫做“年成好”，把正月一日作为“年日”，每逢这一天，到处锣鼓喧天，喜气洋洋。

    七出，七去（也称七弃）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规定夫妻离婚所时所要具备的七种条件，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即离婚）。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是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并考量其利益，因此可说是对于妻子的一种压迫。但另一方面在男性处于优势地位的古代社会中，也使女性最低限度地免于任意被夫家抛弃的命运。

    七出和七去的内容

    七出一词要到唐代以后才正式出现，但其内容则完全源自于汉代记载于《大戴礼记》的“七去”，又称作“七弃”。七去的内容如下：

    一、“不顺父母”

    亦即妻子不孝顺丈夫的父母。大戴礼中所说的理由是“逆德”，在传统中国，女性出嫁之后，丈夫的父母的重要性更胜过自身父母，因此违背孝顺的道德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

    二、“无子”

    亦即妻子生不出儿子来，理由是“绝世”，在传统中国，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妻子无法生出儿子来便使得这段婚姻失去意义。以《唐律》为例：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疏议据此认为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随传统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逐渐成熟，真正是以无子的原因而休妻的情形大为减少。

    三、“淫”

    亦即妻子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理由是“乱族”，也就是认为淫会造成妻所生之子女来路或辈分不明，造成家族血缘的混乱。

    四、“妒”

    指妻子好忌妒。理由是“乱家”，亦即认为妻子的凶悍忌妒会造成家庭不和，以及“夫为妻纲”这样的理想夫妻关系的混乱，而许多看法中，更认为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忌嫉有害于家族的延续。

    五、“有恶疾”

    指妻子患了严重的疾病。理由是“不可共粢盛”，是指不能一起参与祭祀，在传统中国，参与祖先祭祀是每个家族成员重要的职责，因此妻有恶疾所造成夫家的不便虽然必定不只是祭祀，但仍以此为主要的理由。 (此条现在可能不适用了)

    六、“口多言”

    指妻子太多话或说别人闲话。理由是“离亲”，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尤其是辈分低的女性，被认为不应当多表示意见，而妻子作为一个从原本家族外进来的成员，多话就被认为有离间家族和睦的可能。

    七、“窃盗”

    即偷东西。理由是“反义”，即不合乎应守的规矩。

    七出内容与之类似，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整体来看，七出和七去的内容大多是以夫家整体家庭家族的利益为考量，凡是因为妻子的行为或身体状况，不能符合于这个考量，夫家或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相较而言，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的义绝，条件就严苛得多了。

    唐朝政府热情地接待踏上大唐国土的日本留学生。唐政府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即按照等级供给外来使节的在唐费用，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 

日本学者大庭修也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唐朝政府本着“华夷一家”的原则，一旦批准日本学生、僧侣留学，就会安排就学、认真教诲，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日本留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日本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他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 拒收”现象。如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历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过日本留学生每次来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极少。 

教育和管理 

日本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征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再次，按照学制规定，日本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三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九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此外，还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了博取功名的“宾试科”，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考中进士。 

日本留学僧侣随着唐朝官制的变化，先后归鸿胪寺、祠部、左右街功德使等部门管理，并设有“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即在唐朝留学超过九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如，园仁刚到达中国，地方官曾特意多给其五匹绢。留学僧侣游历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借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 

任用和回国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日本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如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园行在试举经文时，解慧博通，对答如流，被唐文宗赐冬法服，绿绫二十匹。园载被唐宣宗迎入皇家西明寺，不时宣入宫中讲佛法，并赐紫衣。“名成太学”的阿倍仲麻吕得吏部奖掖，授校书郎，深得玄宗、肃宗的信任，多次升迁，官至从三品秘书监，被誉为“中国秘书史上日籍秘书第一人”，770年在长安逝世后，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据《旧唐书．日本传》记载：“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留学僧侣《经律论》等佛教经典。唐政府甚至破例允许日本留学生携带所娶中国女子回国。按唐律规定：“诸蕃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开恩吧。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的友善政策，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各层人士对日本留学生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广泛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沐浴盛唐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对唐朝政府和中国友人的关怀与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公元804年入唐的菅原清公回国时，曾咏一绝：“我是东蕃客，怀恩入圣唐。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代表了留学生们的心情。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官吏、文人、僧侣等各层人士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广为人知的佳话。

    古代社交礼俗中相见时行跪拜礼是使用年代最长，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使用层面最广的基本礼仪。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帝废除这种礼俗，跪拜礼一直在社交活动中广泛流行。今天在对偶像、亡灵的礼拜和个别地区拜寿、贺年活动中跪拜礼仍旧残留着。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姿势是两腿盘膝，臀部靠脚后跟。以两膝拄地则为跪，跪而俯伏向下行礼则为跪拜。《周礼·春官·大祝》把跪拜礼分为九种，合称“九拜”，分别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

    1、稽首。稽首是“九拜”中最隆重的见面礼节。据文献记载舜时就有这一礼节，如《尚书舜典》记载：“禹拜稽首。”郑玄注释《周礼》记载的这一礼节说：“稽首，拜头至地也。”贾公彦疏：稽首“，头至地多时，……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按照这一说法，稽首就是在跪拜时俯伏向下直至头碰到地面并且要停留一会儿的礼节形式。是下对上见面时表示毕恭毕敬的大礼。古代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以及拜天、拜地、拜祖先都用这种跪拜形式。旧时给尊长者写信，在开头时常用“某某稽首”的字样即源于此。

    2、顿首。顿首是古代地位相等或平辈之间互相表示敬意的礼节，也称为“叩头”。其形式如同稽首，只是头触地后立即抬起而不在地面停留。后来引申为书信语的开头或结尾，其意思如同现代书信语的“向您问好”、“致敬”等等。例如唐朝柳宗元所写《献平准夷雅表》：“臣宗元诚恐诚惧，顿首顿首。”

    3、空首。空首是古代上答下的礼节形式，也称为“拜手”。郑玄注《周礼》记载的这一礼节说：“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公彦疏：“空首者，先以两手拱至地，乃头至手，是为空首也。以其头不至地，故名空首。”即身体呈跪姿，两手拱到地，然后俯下头至手而不接触地面。所谓“空”就是两手拱合，俯头至手和心持平，头在空中而不叩头到地面，是尊长者对“稽首”的答礼。上古时代在行“稽首”、“顿首”礼时也先行“空首”礼，如《尚书益稷》记载：“皋陶拜手稽首。”自隋唐凳椅普及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空首”演变为躬身示礼的形式。

    以上三种礼节均属“吉事之拜”。以下“振动”、“吉拜”、“凶拜”为“凶事之拜”。

    4、振动。振动是丧礼相见中最隆重的跪拜礼节。郑玄注《周礼》记载的这一礼节说：“动，读为董，书亦或为董。振董，以两手相击也。……振动，战栗变动之拜。”这种礼节的形式不仅要“顿首”，还要双手相击，哭天喊地，浑身战栗不已，表示对丧者悲痛哀悼的感情。

    5、吉拜。古代有守丧三年的礼俗，三年期后和丧家相见行“吉拜”礼。郑玄注：“吉拜，拜而后稽颡。”就是说先“空首”拜，然后“顿首”拜。

    6、凶拜。凶拜是居丧期间答拜宾客的礼节。郑玄注：“凶拜，稽颡而后拜，谓三年服者。”《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这一礼节形式是先“顿首”拜，然后“空首”拜。丧家在三年居丧期内以此礼答拜宾客，以表示悲痛和感谢之意。

    7、奇拜。奇为单数，“奇拜”即拜一次。

    8、褒拜。郑玄注《周礼》记载的这一礼节说：“褒读为报，报拜，再拜是也。”褒拜即拜两次或两次以上。

奇拜和褒拜都是指拜的次数，不是独立的跪拜形式，体现跪拜的隆重或严肃程度。

    9、肃拜。肃拜是表示恭敬的见面礼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敢肃使者。”西晋时的杜预注：“肃，手至地，若今撎。”《说文手部》：“撎，举手（首）下手也。”清代段玉裁注：“凡不跪不为拜，跪而举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肃拜。汉人曰撎。”由此可见，肃拜的礼节形式为身体呈跪姿，以手触地，抬头。古人在书信中常用“肃启”、“谨肃”等词就是从“肃拜”引申而来表示恭敬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进步，“九拜”的礼节形式现在在日常交往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曾经有过的传统礼俗，仍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可以从有些人对神灵偶像的跪拜，祭祀礼俗中的跪拜，从还在使用的表示尊敬的语词，例如拜寿、拜年等看到“九拜”的影子

     在唐朝，帝王将相对自己的亲人的称谓与其他朝代亦不一样。比如，唐朝皇帝自称为“朕”，有时候也用“我”或者“吾”。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则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如九郎之类，对自己的姑姑等女眷，会与民间老百姓一样称呼。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古代称呼多为明、清两代的称呼。从唐代到明朝、清朝，中国的称谓有着很大的改变，唐朝的称呼甚是有趣。 UcHJR"M~c 

　　在中国民间，夫妻之间常互称“老公”、“老婆”。相传此称呼最早便出现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

　　唐朝有位名叫麦爱新的人，考中功名后嫌弃妻子年老色衰，便想另结新欢。但老妻毕竟照顾了自己大半辈子，直言休妻太过残忍。于是写了副上联故意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给为他整理书房的老妻看。妻子看了后，提笔续写下联道：“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很是惭愧，便放弃了休妻的念头。

　　见丈夫回心转意，麦爱新的妻子又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亦挥笔续写道：“老婆一片婆心。”“老公”“老婆”也就这样在民间叫开了。

　　在唐朝，帝王将相对自己的亲人的称谓与其他朝代亦不一样。比如，唐朝皇帝自称为“朕”，有时候也用“我”或者“吾”。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则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如九郎之类，对自己的姑姑等女眷，会与民间老百姓一样称呼。

　　姬水客在《唐代称呼漫谈》一文中提到：皇帝称呼自己的姑姑等女眷，会像民间一样呼为“姑”、“姊”等。《李德裕全集校笺》收载李德裕为唐武宗写的《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有：“姑远嫁绝域,二十馀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朕每念于此,良用惘然……想姑见旧国之城邑，能不销魂，望汉将之旌麾，必当流涕……”。

　　而皇帝在称呼其叔伯及兄弟时，常常将封号贯于称呼之上，《朝野佥载》卷三有：腾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高宗——姬水客注）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腾叔、蒋兄自解经济，不劳赐物与之”。《酉阳杂俎》卷十二：上（明皇——姬水客注）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又如，《因话录》中载：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 

　　皇帝称呼子侄辈，常用其封号加上行第以呼之，例如，元稹之《连昌宫词》自注有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邠二十五郎者，章怀太子男邠王守礼之子嗣邠王承宁也，明皇之从侄。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称谓方面有很多的讲究，有尊称，有谦称，还有自称、他称、鄙称、专称、代称、惯称等等，其内容浩淼无边，需要我们慢慢了解。

    影响中国男欢女爱情场风气的三大才子的第二人便是宋代词人柳永。比起杜牧，柳永的知名度虽然小得多。但是在北宋当年，谁不晓得柳七柳屯田？“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谁把钱塘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草木本是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谢处厚的这首诗，教人说不清楚究竟是柳永的影响力大，还是钱塘风雅的影响力大？世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可见，柳永的名声足可与秦观秦少游比肩。柳永的一阕《望海潮》，写尽了杭州城的锦绣繁华，一首”《雨霖铃》，道出了漂泊人的乡思愁怀。但柳永官场失意，情场也不如意，因而写得更多的是艳词怨调，后世青年男女诗文唱和或书信折笺多见引用柳永的词句。

    影响中国男欢女爱情场风气的三大才子的第三人则是明代的江南第一才子唐寅。知道唐寅的人不多，但一提起唐伯虎就家喻户晓了。唐寅，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又号桃花庵主人、人称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的诗是很有特色的，诗句就是他的名片，令得你很难把他的诗同别人的诗混淆。最大特征就是浅近，但好在浅而不粗，近而不俗，这点很难做到。如，“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又如，“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孤苏城外一茅舍，万树桃花月满天。”再如，“好花难种不常开，少年易老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凡此类种种诗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这是唐寅本色。其实，唐寅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怎么大，但在民间，他的风流轶事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为年轻人艳慕，“唐伯虎点秋香” 就是一例，一时电影、电视剧、戏剧、小说无所不有唐寅的风流潇洒的形象，有多少懵懂少男梦想像唐伯虎一样来一次点秋香的浪漫，又有多少青春少女梦想像秋香一样嫁给唐伯虎一样的风流才子！

“缠足”之风何时起？

曾看过不少史料上说，“缠足”之风是在两宋时兴起的，其实则不然，“缠足”之风早在南唐时就已经兴起了，而且是从皇宫中风行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