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最恐怖的黑夜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音乐家总结说。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按中国人的想法，也算好运气，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人生态度上讲，很不时髦。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你看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作者：狄马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701